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_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原文

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_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原文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的问题。在这个话题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我相信通过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现在，我将我的理解进行了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为什么朝鲜日本对明朝那么崇拜听说崇祯帝

2.在古代，日本做过中国的藩属国吗

3.小中华思想的日本

4.明朝和日本关系怎么样？为何说明朝的外患是南倭北虏？明朝不是还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吗？

5.以前日本为什么要攻打中国呢

为什么朝鲜日本对明朝那么崇拜听说崇祯帝

       因为明朝是唐朝后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汉族统治的王朝，同处汉文化圈的朝鲜日本自然崇拜明朝了。万历援朝时丰臣秀吉还带着大大名们穿着明朝的礼服接见明使呢。足利义满也向朱棣进贡称臣。崇祯时离万历朝也才7年多，哪怕是明王朝的最后几年，大明的国威和中华的威名还是远播东亚的。

在古代，日本做过中国的藩属国吗

       这个说来话长，你要是有耐心，愿意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我就慢慢跟你唠唠。如果没耐心，那就直接pass了吧。

       首先，要从日本的姓、氏、苗字说起。日本的封建社会，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自秦汉始，形成了中央集权帝制的国家后，就实际上结束了封建制，先以孝廉制，后以科举制打破了纯粹以血统定地位官职的制度。所以中国古代有能力没出身的人如何当官呢？举孝廉，养声望名（九品中正制），去考试。而日本并不是这样，大化改新后的日本人能出任什么样的官职，和他姓什么，氏什么，苗字是什么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官职和官位基本都是固定的，比如你姓朝臣，那你可以当官，你想当摄政，关白，太政大臣？那你必须是藤原氏，你的苗字必须是近卫，松殿，九条（皆藤原氏），后来松殿失势消失，近卫分出了鹰司，九条分出了一条，二条，这五家就是所谓的五摄家了，摄关职是这五家轮流当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卫家还是世袭公爵，出了位首相，没错，就是那个与中国人有着血海深仇的近卫文磨。

       所以朝臣与其说是姓，不如说是血统，什么血统呢，就是臣籍，这是你当官的先决条件，你得姓朝臣。我们再来说武官，前面说了，文官必须由藤原氏出任，那么武官，武家呢？平安时代必须由平氏或源氏来出任。这一制度，比起文官的摄关职更加固定，直到说不清来历的北条早云崛起，才被打破，而北条早云的崛起，也就标志着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当然，北条早云出身一说为伊势氏，如果这个出身是真的，那这个打破就不成立了，因为伊势氏就是伊势平氏的直系后人，平清盛的直系后人。改苗字北条，是下降家门了。

       扯远了，说回来，武家。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全日本武士的最高贵族，有一个名词叫武家栋梁，即统领全日本官军的统帅，这不是官方的官职，但只有坐到了全日本官军统帅这个地位上，才会被称为武家栋梁。而武家栋梁的官职，有时是征夷大将军，有时是镇守府将军，这要看当时朝廷征战的对象是谁，征夷大将军第一次的设立，是日本朝廷为了征服虾夷（北海道）所设，开始时和源氏并没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平氏和源氏与将军的渊源。平氏不止一支，但通常意义上我们讲的是桓武平氏，即桓武天皇的后人下降臣籍后，被赐平氏，以示血统尊贵，平氏时常有被派遣为国征战，经常出任部队的最高司令官镇守府将军（有时管一国治安，有时管对一个方向的用兵）一职，对付的敌人还经常是源氏。在平安前期，平氏曾经出过一个大妖怪叫平将门，这位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自立为新皇要推翻天皇的主，而砍了他头的主，就是伊势平氏（和平将门是堂兄弟）的初代家主平贞盛了。可因为平将门反叛的关系，平氏乃至整个武家阶层都受到了朝廷的打压，一直无法出任高位官职，沦为了朝廷和摄关家的鹰犬。到了平正盛平忠盛这两代，才凭借着平定源义亲反叛和濑户内海海盗的功劳，靠着巴结天皇爬到了从四位，压了源氏一头，成为武家第一个重新位列朝堂之上的家族，然后就到了平清盛的时代，一代枭雄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凭借着能力而非血统站到了权力顶点的人，然而还未建立稳定体制，消灭反抗势力，平清盛就憾然病逝，历史把机遇留给了源氏。

       源氏也不止一支，历代天皇的皇子下降臣籍，不是平氏，就是源氏，我们通常说的源氏，指的是清和天皇的后代那支，清和源氏。源氏初代栋梁源满仲也是镇守府将军，源满仲的三个儿子分为了摄津源氏，大和源氏以及继承了清和源氏嫡流的河内源氏，河内源氏的初代栋梁源赖信平定了平忠常的叛乱，把包含坂东平氏在内的关东武家势力收为己用，奠定了源氏在关东武家的统领地位基础。二代栋梁源赖义和三代栋梁源义家父子发动了前九年与后三年战争，源义家更是被称为日本第一武士的绝代将军，没记错的话，祖孙四辈都出任了镇守府将军。然后就因为源义光想要谋夺侄子源义忠的源氏栋梁之位，暗杀了源义忠，源氏内乱开始衰落，后来义忠的兄弟源义亲和养子源为义先后两代都反叛了朝廷，反而被平氏借着平定叛乱而上位，到了源义朝继任栋梁的时候，朝中地位跌倒了谷底。

       之后就到了平清盛和源赖朝的时代，其实这二家为敌，正是被朝廷不断均衡武家势力的结果，朝廷和公卿们不断地挑唆着一家造反，然后出卖，再指使另一家去平定，可谓凄惨之至。直到平清盛软禁法皇，废立天皇，才结束了武家沦为鹰犬走狗的命运，后来的源赖朝更是站在平清盛的尸骨上，就任了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幕府，对内，完善了针对武家的奉公御恩制和御家人制，切断了朝廷和武家的直接联系，对朝廷，用守护和地头，顶替了朝廷的任官，朝廷变得即无兵，且无地，又无权，沦为傀儡，仅仅保留了象征性意义。

       至于镰仓幕府三代以后由摄家或亲王出任将军一事，楼主你误会了，这只是名义上如此而已。实际上，是源赖朝的好老婆，平氏的北条政子，日本的武则天导演的一手好戏，二代三代将军先后遇刺身亡后，源氏嫡流绝嗣，北条政子把孙女嫁给摄关家一个小屁孩儿，立他为将军，但没有任何实权，北条政子以将军奶奶的身份行使将军权力，极大的稳固了镰仓幕府，被称为尼姑将军，在她之后，她的娘家人北条氏长期出任幕府执政一职，统领幕府，将军变成了和天皇一样的傀儡，所以平清盛统治时期平氏积累下的势力，坂东平氏并没有随着源赖朝的幕府建立消失，反而以这种形式篡取了胜利果实，直到足利尊氏又一次举起源氏白旗。

       下面就要说说足利是否源氏嫡流的问题，说句实话，比起后来的猴子和德川家康，足利这嫡流的身份来得一点不虚，从河内源氏八幡太郎源义家这儿算，长子源义忠无嗣，过继义家的次子源义亲的儿子源为义作为后代，继承源氏栋梁，这一支绝嗣了，导致将军旁落。但源氏总得有个头领担任源氏栋梁啊，义家的兄弟义光的后代武田家？这是源氏罪人的后代，怎么能当源氏栋梁，义家次子义亲的后代同理，也是源氏罪人的后代，这怎么能服众，也不能当？那就轮到谁了，源义家三子源义国的后代，被封在足利庄的源义康，即足利义康的后代。要问那新田家也是义国的后代，为什么不能当源氏栋梁？第一，足利义康相应源赖朝起兵，是最早跟随源赖朝的有利御家人，第二，足利家世代与北条家通婚，为了控制和安抚源氏，篡权的北条氏当然要让自己的亲家当源氏栋梁了。所以，源氏的御白旗，天下武家宣誓效忠的白旗就被足利继承了。当然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足利是万万不敢把白旗扯出来造反的。可镰仓幕府后期，蒙元入侵来了，北条氏调集了全国的武力，借助天时地利人和抗击了侵略，但问题发生了，幕府拿不出钱和土地来赏赐武家，要说国家穷大家也理解哈，日子紧几年难关也就过去了，可北条家不管打仗打穷了的武家们，不但不给赏赐，且不免税负，还横征暴敛加税，御恩奉公制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天下就开始怨声载道了，大家这才想起来，这天下不是你北条氏的啊，是源氏的，当初源赖朝可不是这么对我们的，你平氏果然和我们不是一家人啊，不行，我们还是得跟着源氏干才靠谱。于是足利高氏（后被天皇改为尊氏）举起当年源赖朝的御白旗，号召天下武家反北条时，武家迅速的就集结到了足利的旗下了，要论日本三朝幕府，足利的室町幕府真是得位最正的，完全没毛病。

       足利取得大权后，延续了源赖朝建立的制度，又当了征夷大将军，开了幕府。

       至于信长能不能当征夷大将军，其实不重要，征夷大将军只是职位而已，他只要有血统（干亲都算）资格取得平氏栋梁的身份，继而再以平氏栋梁的身份获得武家栋梁的身份，那他爱给自己封什么大将军，就是什么大将军了，只要这个职位有开府的资格即可。所以猴子苦啊，平民一个，不是御家人出身，没有源平两家的血统，想继承个足以开府的身份，偏偏足利义昭不买账。

       可有一点猴子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喽，以家门来说，斯波氏的尾张足利氏和吉良氏的三河足利氏是仅次于足利氏中几乎和嫡流齐平的家门，尤其是斯波氏，末代已经被信长流放了，猴子出身就在尾张，别说找个斯波氏的女儿娶了再继承斯波氏家门了，认了斯波氏为自己祖先谁也对他没奈何，只需发小前田利家给他站站台圆圆谎就行了，保证德川家康拿他没辙，可有了将军开幕府的名分，德川家康的上位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猴子吃亏和平清盛一样，得到了文官的大位，却丧失了统领武家的正统地位，没学过毛选啊……

       至于德川家康，这家伙纯粹是不要脸，这亲戚认得真没谁了，烦他，不说了。

       呼，总算说完了，不知道我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了没有，总之，仅仅能力上足够，不足以支撑日本的天下人建立稳定政权，例子就是平清盛和猴子，想要建立稳定政权，就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有能成为武家栋梁的血脉或继承这个血脉的家门；第二，有足够高的能够开府的武阶官职。所以，并不一定非要是源氏，做过武家栋梁的平氏家门也可以的。足利氏，斯波氏，吉良氏，后北条氏都有资格的。

小中华思想的日本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

       东汉三国时期的中日交流，必先提及“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或可认为是汉朝册封日本国王的印证。可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主贴亦已提及），当时的日本还是由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构成，九州岛上的“委奴国”或者“邪马台国”不过是其中之一，怎能代表整个日本国家成为东汉的藩属？——那时连统一的日本国家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哩。

       朝贡和藩属是两回事。正史所载的“朝贡”是个带有yy性质的概念。中国向以天朝自居，外国来使或有携方物作为礼物或者贸易品的，大多就被天朝史官解释为“朝贡”，面子上好看，里子上实际上还经常要还赐以价值超过贡品的回礼，是为“朝贡贸易”，日明之间的贸易以此形式以及走私方式展开。所谓的“朝贡使”回到本国，可是没有必要买中国皇帝的帐，向自己的国王把这贸易解释为对中国称臣纳贡。所以天朝自己骗骗自己就够了。

明朝和日本关系怎么样？为何说明朝的外患是南倭北虏？明朝不是还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吗？

        日本的中华思想又呈现出与朝鲜、越南不同的特点。首先日本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外，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同时也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文化，因此其自称“中国”最为理直气壮。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性又比朝鲜、越南大，所走的发展道路也与中国迥异，因此以儒家华夷观为基准的“中国”一词并非诠释日本民族自尊和优越感的唯一选择，此外还有“神国”、“皇国”等。所以，自居“中国”在日本不像“小中华”在朝鲜那样深入人心，但这种本民族中心主义所形成的神国思想和皇国史观对日本影响深远。

       大和国时期，日本就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政权输入中国文化，并曾接受中国南朝的册封。7世纪以后，日本又与中国唐朝展开直接交流，并在唐朝的影响下形成了律令制国家，而日本接受华夷思想、以“中国”自居也起始于此时。最初日本将中华思想移植到本国，将畿内（“都”）视为“华”，而把畿外（“鄙”）视为“夷”（ひな）。这种华夷观在《万叶集》和《伊势物语》等日本古典中均有明确的显示。大约在8世纪前后，畿内畿外模式逐渐推展为京都地区与日本边远地区之间的广域“华夷”关系，《养老令》注释书中即将壹岐、对马、日向、萨摩、大隅等地均视为蛮夷。奈良时代的藤原广嗣在740年上表圣武天皇：“北狄虾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790年，陆奥国请求为边民赐姓的上书中说：“既洗浊俗，更钦清化。志同内民，风仰华土”。 812年，嵯峨天皇诏书中有“今夷俘等，归化年久，渐染华风” 之句。以上“中国”和“华”的用例就是针对日本的内地和边地而言的。到了17世纪的江户时代，除了虾夷以外，日本史书中已很少明确见到“夷狄”的称谓。日本学者认为这表明经过中世时代的文明扩散后，近世日本大体完成了统合化过程，日本本身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实体。

       以上所说都是华夷观在日本列岛的内部的状况，有点类似“中国”的概念从黄河流域扩展到中国全境的扩展。而日本对外也秉持着中华思想，以此构造了以日本为中心的次生华夷秩序。早期的日本便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均视为属国，他们遣使来大和国是朝贡，后来大和朝廷致隋朝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语句，表现出了与中国对等的思想。在律令制国家的观念中，日本是“中国”，为“化内”之地；虾夷、隼人等日本列岛内的民族是“夷狄”，新罗、渤海等周边国家是“蕃国”，唐朝是“邻国”，均属“化外”。而日本天皇则是华夷共主，在大极殿接受万国朝贺。日本文献中有“通中国于是始矣” 、“华夏载伫” 、“讴歌之诚，华夷未已” 、“万国旁戾，肃朝觐于夏廷；百蛮会同，仰膏泽于汉阙” 等语句，都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中的华夷观。唐朝虽被日本视为对等的“邻国”，但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与“诸蕃”甚至“夷狄”等同处理。如《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载：“夫太宰府者，西极之大壤，中国之领袖也……大唐、高丽、新罗、百济、任那等悉托此境，乃得入朝，或缘贡献之事，或怀归化之心。可谓诸藩之辐辏，中外之关门者也。” 《令集解》载：“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 但是，日本所营造的这种次生华夷秩序只是其单方面的构想，不仅唐朝不可能认同日本是“中国”，即使是新罗、渤海等“蕃国”也将其与日本的关系视为对等外交，有时为贸易起见向日本让步，但经常“亏违蕃礼”、“不事中国”，日本虽然对此抱怨，却也无可奈何。9世纪末以后，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都中止了官方往来，这种虚幻的华夷秩序自行解体，日本也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国风文化，渐渐脱离中国文化的语境。而后公家衰落，武家崛起，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地位进一步下降，此后日本官方就绝少以“中国”自称了，“日本即中国”的一元世界观也转换为“本朝-震旦-天竺”的多元世界观。 幕府时代的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对外交往呈现出灵活的特点，比如14世纪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虽然对明朝语气傲慢，但仍自居与蒙古同类的夷狄 ；15世纪时的足利义满更是向明朝称臣，加入了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种情况在以“中国”自居的奈良、平安时代是不敢想象的。与此同时，日本虽不再以“中国”来定位自身，但其民族自尊心与优越感有增无减，特别是13世纪后期与蒙古袭来以后，“日本是神国所以不受诸国之攻，延绵不断”的“神国思想”不断膨胀。战国时代以后，日本社会得到整合，武力大增，丰臣秀吉在1587年的“伴天连追放令”中公开宣称日本是神国，而后又妄图征服中国、朝鲜乃至全世界。神国思想虽然不以儒家的华夷观为基准，但可以看作是中华思想在日本的延续。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随后试图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中，但未能成功。 此后到明治时期，中日重新处于无国交的状态。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寻求新的定位，与朝鲜恢复邦交，通过朝鲜通信使进行往来；征服中国属国琉球，并令琉球定期派遣谢恩使和庆贺使“上江户”；通过松前藩将阿伊努人（虾夷）编入幕藩体制；令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年年到江户朝觐幕府将军，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建立了以日本江户幕府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 日本人的自我中心性和文化优越感因而获得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发生的大事——清军入关对日本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导致了以水户学为代表的日本儒学及华夷思想的复兴。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沦为夷狄，儒学者林春胜父子所辑的《华夷变态》一书书名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另一方面，随着欧洲人的东来，日本人的世界观又由“本朝-震旦-天竺”转换为“本朝-唐-西洋”，江户幕府时代厉行锁国，使日本与西洋隔离，而后“唐”又沦为夷狄，特别是“唐”在沦为夷狄的过程中不断屈身卑辞向日本求救（日本乞师），使日本的优越感大幅度提升，由此带来了江户时代日本中华思想的膨胀，日本人也就开始讨论自己是否是“中国”了。 江户时代前期的山鹿素行是鼓吹“日本是中国”的代表人物，他原本是儒学者，晚年倾向神道。他的代表作《中朝事实》公开宣称日本是“中华”，他说：“愚生中华（指日本）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指中国）之经典，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抑好奇乎，将尚异乎。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 他还有对该理论有系统的论述：“盖‘中’有天之中，有地之中，有水土人物之中，有时宜之中。故外朝有服于土中之说，迦维（古印度的一个邦国）有天地之中之言，耶稣亦曰得天中。愚按：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之会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万邦之众，唯本朝及外朝得其中，而本朝神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国中柱，则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 山鹿素行并不是像其他儒学者那样认为满清入关引发“华夷变态”才使日本成为中华或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他认为日本一直就是“中国”，并且比他口中的“外朝”即中国要优越。他认为“外朝”疆域太大，难以防守，导致“北虏易窥其衅，数以劫夺……终削其国、易其姓，天下左衽”，而日本则地势优越，“四海之广，犹一家之约，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故“圣神称美之叹，岂虚哉！” 值得注意的是，山鹿素行并不完全是从华夷观的角度来论述日本是“中国”，而更多带有日本神道色彩。此外，松宫观山驳斥某些儒学者“华彼夷我”之论，写道：“窃为本邦之古，文献大备，海内丰足，自称中州，指彼为西藩。内外之分，体制尤严矣。”不过，观山并非否定中国圣贤之道，他之所以不称中国为“中华”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国号数变，遂为北狄（满洲）所并，今岂足以称华乎？……皇统传道并得，与天壤无穷，国号不变，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者，独我大日本而已。” 山崎暗斋则说：“中国之名，各国自言，则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丰苇原中国，亦非有我之得私也。程子论天地曰：地形有高下，无适而不为中，实至极之言也。”

       以上论述“日本是中国”的学者，大都有儒学背景，并且体现出将文化层面上的中国与地域层面上的中国（或者说“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剥离的态势，这一点与朝鲜、越南相同，即便是鼓吹“日本是中国”最力的山鹿素行也不得不承认“其文物古今所称，以外朝为宗，日本、朝鲜次焉”。除了儒学者以外，国学者一般都不屑于“中国”一称，比如本居宣长就猛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否定华夷观，但同时又吹捧日本为“神国”、“皇国”，并宣称“由皇国观之，蒙古和明朝同为戎狄耳”。 虽然本居宣长连文化中国都不认同，但其思想却是与中华思想一脉相承，将日本作为中心，周边视为戎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与主张日本是中华或中华文明继承者的儒学者并无区别。 江户时代的中华思想虽然一度复兴，但最终还是归于沉寂。日本很明显不愿意依附于“中华”之名为自己定位，而是堂堂正正地以“日本”自居，并且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越来越不屑“中华”的称呼，正如学者所分析的：“这种由‘争中华’到‘看不起中华’的态度转变，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支那论的基本论点。”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打开国门，此时日本人称西洋为夷狄，并在水户学影响下出现“尊王攘夷”的浪潮。虽然找不出当时日本人以“中国”自居的记录，但幕末的尊王攘夷思潮不能说没有华夷观的影响。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政府建立，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以学习西方为主流的，“夷狄”的称谓逐渐淡出，儒家华夷观不再有影响力。不过，明治以后的日本虽脱亚入欧，但并非完全融入西方秩序，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神国思想仍在延续并发展，“东洋盟主论”、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中心等观点盛行于明治时代。这些虽然不是中华思想的直接体现，但可以说含有中华思想的因素。所以中华思想在明治以后处于“被借用”的状态，即不明确接纳这种思想，但借用其中的因素来服务于日本的扩张。比如日俄战争时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就喜读《中朝事实》，以其为座右铭，上战场时随身携带，死后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赠与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 他当然不可能去争论日本是“中华”，而是借用了其中的日本中心主义和优越感为侵略扩张服务罢了。

       另一个借用的事实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曾在中国境内颁布《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宣称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这只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所借用的战争策略之一，是一种虚像，绝非是说中华思想是当时日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决策者之一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这样解释道：“最终呈现了这样一种奇异的景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而不论外表上的争论出于何种形式，其争论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鼓吹脱亚论的明治维新精神导师福泽谕吉也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 ，他无疑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而非传统东方文明。这才是日本人对甲午战争的普遍观感。以儒家华夷观为基础的中华思想显然不属于日本所代表的“西欧新文明”或“世界文明”，而是“东亚旧文明”的一部分，所以不可能是当时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以前日本为什么要攻打中国呢

       早期是被朝贡与朝贡的关系，中期出现被侵扰与侵扰的关系（倭寇），后期存在战争关系（明朝出兵抗日援朝）

       第一次接触 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明朝地图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最终称臣纳贡：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文即位，是为建文帝，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试探性地向明朝发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这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厚礼出使南京称臣朝贡。国书写道：“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轻的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积极主导日明邦交的足利义满将军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朝派遣赵居仁等送遣明使归国，受到足利义满的隆重接待。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木制贸易凭证，上面写有文字和签章，居中分割成两半，中日各执一半，按编号每次日方来航双方进行对合，吻合与否作为验明正身的标准。勘合贸易对日本带来的利益相当巨大，这从宝德年间的遣明使楠叶西忍的日记可见一斑。比如在宁波购买的250文的生丝，到日本转手出售5贯（5000文），获利20倍；铜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货物，一坨采购价10贯的铜块，明朝以40-50贯收购。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税，更有极为可观的进口关税，这占中国进口的货物在日本出售总额的一成，每条船可获得40000贯的税收。

       巨额利益吸引日本频繁派遣商船前来勘合贸易，虽说明朝对日本的贡期、船艘及人员都有严格规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条规，从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此间，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来的又一高峰。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一

       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从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当祖来人贡至金陵时，太祖亦询及日本情况，并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来返国时，则派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为使，以与京都之天皇往来。同时，太祖也因误与怀良打交道，而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他说道:“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来的僧人宣闻溪等、日本大隅守护岛津氏久派来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如瑶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却其贡。不过，明太祖对这些海外国家还是坚持其羁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门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太祖对误将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载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怀。他敕令中书省曰:“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要求中书省移书将其意告谕怀良亲王，“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断绝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此事据说起于“明州备倭指挥林贤，以罪流日本。惟庸将为乱，遣人取贤回，就借精兵四百，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意在图乱。事觉，磔贤于市，而绝其贡。”有关此事的真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从当时怀良亲王对明朝所抱的强硬态度和日本人民从弘安以来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来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谦藏亦持同样看法:“这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虽未见记载，然当时正值明建国创业之际，而日本国内亦正纷乱，因此发生这种事，虽程度有别，但并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罗织谋逆、僭越等罪之外，再来一条林贤通倭和如瑶诈贡之类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为这样加重罪名之后，使胡案株连更广，可以此为据打击更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无论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毕竟是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改变了原先寄希望于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扰的消极做法，转而实行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000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

       二

       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回日本，但这批新勘合并没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内氏夺去。大内义兴在取得这批新勘合后，即准备独占对明贸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终于获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认，大内氏则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由宗设谦道率领，携带第一、二、三号正德勘合到中国，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此事当然引起其他封建领主和寺社等的不满，其中有盘踞坍港的细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细川氏在当时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而且其领地紧邻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绝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弘治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启航。因为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过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误了几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闰三月十八日始从萨摩的山川港启航，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

       1..唐朝的白江村水战，唐军联合新罗攻打百济，百济向宗主国日本求援，日本派出5000兵支援，被唐新联军打得伤亡惨重，后战事扩大，后日本举国之兵力，因唐军实在太强大，几乎被群歼。弄得日本人心惶惶，大量建海边烽火墙防止唐朝入侵，同时他又积极同唐交流学习，认识自身不足，现在日本依然保存有很多唐时的文化。

       2.元朝想让日本向元朝进贡，但是日本否决元的旨意，后元朝忽必烈决定举兵入侵日本，有3次，有1次登陆日本，但是遇到暴风加上地形不熟，被歼灭大半，不得不回国。另外两次均以海上风暴的摧残而告终。

       3.明朝有2次，1次是戚继光抗倭，首先日本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很迷恋中华文化，积极与大明交往，向明上书言：日本臣。向大明称臣，足利义满死后足利义持上位，否决了其父对明朝的交往和称臣，说义满被身边的亲中僧侣所迷惑，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但是贸易并未中断，但是大量日本海盗浪人进入东南沿海，加上很多明朝的恶霸和流氓也跟风假扮日本浪人，伪浪人。后日趋严重，朝廷派戚继光前去平寇。

       第二次是明援朝之战，万历之战。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多年战乱的日本一时间国泰民安。 可能是因为丰臣秀吉出身低微，思想上没什么条条框框，不象日本社会中上层那样对中华文化奉若神明，他见日本已经安定，遂萌发了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充当亚洲霸主的思想。他决心到比日本更广大的空间施展一番。 丰臣秀吉决心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而是要将中国征服。首先要征服朝鲜，最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 后几乎全军覆没 他死时对身边的大臣说：勿使十万海外鬼。

       后及时撤退，不然真得全军覆没。 这也使日本局势大变，德川得取天下。日本走向了真正的统一。 后一直与中国保持表面上的交好。

       最后就是侵华战争了

       好了，今天关于“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介绍对“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